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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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
《越狱》注定会吸引众人的眼光。和任何讨论囚禁与权力，奴役和希望，自由及恐惧的作品一样。
　　我比较同情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他们正在绞尽脑汁，拼命创造出一座座的监狱让那群帅哥去“越”。根据娱乐产品的生产规律，不久之后，“越狱”本身将成为所有人的“狱”。就像说唱或摇滚歌手必须不断找出“愤怒”才好继续出专辑一样。自由变成自由者的监狱——这就是体制化机制的妙用。
　　体制化既在个体心理也在社会心理层面运作。体制化是符号认同体制中最重要的运作方式。刚入狱时，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刚上学时，你痛恨学校和老师；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刚工作时，你痛恨公司和同事；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这个句式来自《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个老黑人。他对监狱体制的福柯式领悟，让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救赎自己，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不能拯救他人。
　　这部影片中另外一个人，安迪，看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一只关不住的鸟儿，每一片羽毛都沾着自由的光辉。然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飞鸟的囚笼就是天空，游鱼的罟网就是大海。在庄子那齐物的眼睛中，忙着去活和赶着去死没有什么不同。
　　至今的一个体制化样本大概是前一阵子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事件。
　　人们很快就分化成两派，一派赞成的大多是有医学背景的，另一派不赞成的大多是心理学背景或者什么背景都没有的。反对者的原因是：“我们爱孩子，说孩子们有精神病是迫害。”赞成者的原因也是：“我们爱孩子，让一个有病的孩子装成没病去高考这合适吗？”
　　这场辩论继续下去肯定是医生们全面获胜。医生们可以拿出网络成瘾者的各种科学证据，比如他们的脑部某某区域活动异常，脑内这个胺那个酶数值和正常人不一样。依据国际、国内专业期刊上几百篇文献证明这个疾病的确存在。这些专业文献别说那一群速成型的心理学家看不懂，偏远地区的精神科医生不爱学习的看了也晕菜。再不用说，很多“心理学家”连“精神病”、“精神疾病”、“神经病”的这样精神医学的基础知识都不具备。
　　当然医生也有反对这个标准的，不过反对的原因是：一个精神医学诊断标准怎么变成一个部队医院的成瘾医学科说了算，报批卫生部通过官方批准疾病诊断标准更是滑稽。应该根据国际惯例，做足够的流行病学统计调查，然后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
这反对的原因用两个字就概括了——权力。纷争的解决是这两个字，起源也是这两个字。其特征就在于，真正有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那些青少年。他们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成人没想到让青少年对此具有话语权。成人自然也不会想到，也许网络成瘾的病因之一，就在于青少年的话语权被成人世界彻底剥夺了。
　　如果我们同时宣布另外一项措施：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网络成瘾的小“病人”继续学习，规定凡是有此诊断者他们高考加50分，并且免除大学一切学杂费，并在全社会树立起多个“抗网瘾英雄”，全国演讲，号召所有人学习他们，纷争的声音是不是就会少很多？
　　从务实角度说，给不给青少年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不是关键，关键是标签用来干什么？如果精神疾病这个标签带来的是荣誉、关爱、福利，而非恐惧和歧视呢？为什么“心理健康”这个标签会带来尊敬、欣赏和关爱，而不是耻辱和罪恶（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你居然保持了心理健康，这难道不应该是一种耻辱吗）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医疗话语霸权的核心。临床医疗话语具有三重结构和4个维度，如果把这个临床医学的话语空间比喻为一个房间的话，分别有以下组成成分：
　　第一，正常人—异常人模型。相当于房间的大梁。正常和异常的二元对立接着带来了如何处置、控制“异常”的权力，这种权力最终会变成一种社会的权力。
　　第二，分别有4根柱子维护和支撑这个大梁。它们是——
　　（1）生物学归因和相似性归因。也就是告诉你网络成瘾的脑影像学研究证据，告诉你看起来“好像”是网络成瘾的表现，“最好……，否则……”，如果你不信，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病啊”；
　　（2）统计学霸权。通过使用频率感知优先性，把数学话语等同确定性原则。你要是不相信网络成瘾是病，我就可以拿出这个世界上各国科学家们的统计报告给你看，你是根本无法辩论的。
　　（3）道德化原则。就是“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医生的话语霸权，你就是愚昧落后的，你就是害了你自己，也是对你父母、对你老师、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不相信科学，去死吧。”
　　（4）普世化。就是“这个东西是全国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都一致公认的。你看着办吧，要和全世界作对，还是合作？”
　　这几重建构，让医学从一种纯粹的医疗活动，从对疾病的实质进行真假判断的活动，变成一种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空间分割的体制。
现代（西方）医学体制化的建立是和工业革命同步的。而中国如今的医学体制，是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过来的。
　　你现在去大医院看病，大概觉得看病就“应该”这样的——起个大早，排队挂号，吃药住院，对医生陪笑脸，抛媚眼。这种种行为，说明你已经被成功地体制化成一个“现代中国病人”了。其实在古代中国，医生和洗脚妹、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百姓”，医生也只是百业中一种，病人们可以把医生叫到家里来看病，也可以随时开除医生，甚至和医生集体决策这个病该怎么治。
　　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还有师生关系）中之所以存在这么悬殊的权力差距，是一个历史体制化的结果。体制化过程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纪大部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和国民内心，其过程如此险峻森严犹如一首七言古体诗——“巅崖峭绝撑碧空，倒卧老松如老龙。奔流落峡喷白雪，石角险过百丈洪。”（［元］王冕《吹箫出峡图》题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