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地区,处于北纬42°至53°34′之间,是最冷的自然区。由于处在强大的蒙古高压笼罩之下,寒冷甚于版图中的其他任何地区,这无疑是东北地区自然生态的基本特征,因而成为该地区文化历史的首要环境因素。
东北地区江河湖沼等地面水源丰富,既保证了繁茂的植被,为陆地动植物的生长和种类繁卫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也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优越的森林广被、草原广袤地区,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狩猎、畜牧、渔捞、种植业天然综合性的经济区。
食物原料、自然资源,应当是饮食文化,尤其是人类更多依靠自然本身阶段饮食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因素。
东北广被的森林,在经受了良久时间的巨大生态改变之后的今天,仍有1700万公顷的自然林区,占全国森林总资源的60%。众多种属和数量的禽兽栖息在这里,它们和丰富的植物性山产品一同向这里的人们供献了美味的食珍。丰富的水域为人类提供了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鱼类。广袤的平原草地则是得天独厚的畜牧乐园。
根据笔者对东北地区1419世纪见诸文录确曾被人们用作过食料的食物资源的初步研究所统计的很不详备的数字,情况大致是:禽类70余种,畜兽类50余种,鱼类100余种,果实类60余种,菜蔬类100余种,谷物类40余种。
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基本是“棒打獐子瓢淘鱼,野鸡飞到饭锅地广人稀,应当是东北饮食文化圈另一个不可低估的非常重要的文化特点。
东北地区的人口稀少和生存空间广大,便决定了单纯“靠天吃饭”模式的经济生活。人口对自然的压力微弱得似有似无,生态环境近乎初文状态,稀薄人口的消耗只是无数禽、兽、鱼、果蔬等自然产物的极少的一部分。这就使东北地区的生杰长久地保持着基本平衡的状态。
东北这块食物乐园,直到本世纪初以前,一直都未因食物的压力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丰富的食物资源和相对稀少的人口之间,形成了合理的协调关系,在自然界的食物链循环过程中,尚未出现内地许多地区那样因人的插入而造成各营养级层次结构的颠覆崩溃。“吊儿郎当混大荒”,这句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流行的乡村俗谚,反映了东北农民粗放经营和不难于生计的基本史实。
东北地区的居民,在漫长的历史上都是畜牧、狩猎、渔捞、采集、种植这样顺序合理的生产方式,都是以肉食(兽、禽、鱼、乳)为主,植物食物(五谷、蔬果)为辅的合理的食物结构。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与内地“江河日下”的趋势相反,东北地区却呈现了小区域的文化活跃上升现象。大批的欧洲人,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人、法国人、希腊人、德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犹太人以及日本人、朝鲜人等外籍人拥进东北地区。
他们各自民族的饮食习俗影响,至今仍在发生作用。众多的外籍人不仅以自己特异的民族、肤色、服饰、语言、习惯、生业、居处,更以各自的食物和食习使近代东北地区,尤其是大小城市充满西方文化色彩和异国请调。据1937年的调查,仅哈尔滨市的西菜馆就有260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经营的。
19世纪末,由于“关东”封禁政策的完全打破,内地人也纷纷大批涌到东北地区“闯关东”。
这一段时间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发和饮食文化“关内”——“关外”;
中国——外国的热烈交流新形势。过去人口稀少和自然经济模式改变了。
然而,物皋民丰的历史特点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完全逆转。作为“舶来品”的外来文化,啤酒、面包、香肠、西餐以及相关文化在雪水滋润的黑土地上生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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